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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总统坠机遇难,将如何影响伊朗政局?谁替代他?(图)

2024-5-20 01:30| 发布者:青青草| 查看:159| 评论:0 |来自: 观察者网/红星新闻/环球时报

摘要:据伊通社、《德黑兰时报》等伊朗媒体当地时间5月19日报道,受大雾天气影响,伊朗总统莱希当天乘坐的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故”,因通行困难和天气条件恶劣,搜救行动面临挑战。据央视新闻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 ...



据伊通社、《德黑兰时报》等伊朗媒体当地时间5月19日报道,受大雾天气影响,伊朗总统莱希当天乘坐的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故”,因通行困难和天气条件恶劣,搜救行动面临挑战。据央视新闻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伊朗总统莱希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稍早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抚伊朗民众“无需担心”,他表示,国家和政府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

坠机事故已经引发全世界舆论的关注。事故发生前,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就已经濒临冲突的边缘。莱西等人遇难的消息以及飞机事故的原因,将会严重影响伊朗后续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中东局势发展,也可能会影响未来伊朗与美国是否能够摸索出走出正在发生的多场危机。

观察伊朗政治体制,会发现许多复杂而不同寻常之处,终身任职制的最高领袖和民选产生的总统,从不同角度上来说都是“国家元首”,但两者意义却完全不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建伟副教授告诉观察者网,伊朗是伊斯兰宗教学者治国体制(波斯语音译为法基赫制度),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政教合一,由足够学识与威望的宗教学者出任最高领袖,在伊朗国家中享有最高的权力与地位。相对于宗教机构与势力,民选机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总统被视为伊朗第二号政治人物,实际上并不能掌握伊朗内政外交的决策权,其权力受制于最高领袖。

莱希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能的接班人,韩建伟认为,这种猜测有一定的准确性,除了有哈梅内伊也是从总统成为最高领袖的先例可循,莱希自担任总统以来,与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并无意见不一,作为强硬保守派代表人物,莱希是深得哈梅内伊信任与器重的。

正因如此,《经济学人》在最新的一篇分析中指出,尽管莱希只是“二号人物”,但他不幸遇难仍将动摇伊朗政坛根基。除了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寻找一位新总统、在当前纷乱复杂的中东形势下对抗美以等国之外,还需要防止经济再度下滑以及国内触发内斗而陷入混乱的可能性。

报道还假设性地认为,虽然一些伊朗人已开始怀疑以色列人,且以色列过去有许多暗杀伊朗人士的“不良纪录”,但还从未暗杀过一国的国家元首,因为这样的举动是“明确的战争行为”,势必引发伊朗激烈反应,倘若果真如此,那将是“愚蠢之举”。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左)和伊朗总统莱希 资料图


伊朗政体有这些特点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晋指出,伊朗政权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其有三大特征:

一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全面伊斯兰化,“神权高于民权”,立法权只属于真主;

二是实行“毛拉治国”,宪法明确规定“教士依据古兰经和真主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国家最高领袖由“公正的、虔诚的、明于时势的、勇敢的、有组织能力、有远见的、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教士”担任;

三是推行“伊斯兰民主制”,既实行普选制(中央和地方议会、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和三权分离,又设立了许多非完全选举产生的机构,如司法总监(司法机构领导人,由领袖直接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负责审查和监督总统、议会以及专家会议等选举、议会通过的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共12名成员,其中一半为教士,另一半由领袖任命)、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解决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分歧,主席由领袖任命)等。

这些机构权力凌驾于世俗机构之上,属于“超政府力量”。在这一体制中,领袖居于核心地位,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象征。

伊朗最高领袖拥有“最终权力”


伊朗最高领袖,又称伊斯兰革命领袖、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是伊朗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和军事统帅。作为奉行神权政治的伊朗领导人,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是伊朗在宗教上及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地位和权力凌驾于直接选举产生的伊朗总统,并终生任职。

伊朗最高领袖由一个88名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按照宪法选举、监督乃至罢免,其候选人资格则由现任伊朗最高领袖任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予以审查。

伊朗的“专家委员会”由全民选出,如果最高领袖逝世或者无法行使职权,那么“专家委员会”将会选出新一任的最高精神领袖。表面上看,这是个监督最高领袖的监察机构,但是“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审查“专家委员会”候选人资格,因此最高领袖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来左右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专家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由于伊朗独特的“教法家监国”体制,最高领袖在伊朗国内统领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威,因此“专家委员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指出,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负责划定和监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政策”,这意味着他确定了伊朗内外政策的基调和方向。最高领袖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并控制伊朗的情报和安全行动,只有他才能宣布战争或和平。同时,他还有权任命和解雇司法部门的领导人、国家广播电视网络负责人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

半岛电视台曾在一篇介绍伊朗复杂政治体系的文章中这样总结归纳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伊朗,最高领袖这一职位拥有“最终的权力”。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图自澎湃影像


伊朗总统民选产生,但实际是“二号人物”

伊朗总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般也被视为伊朗政策的实际决策者,但任职终身的伊朗最高领袖在伊朗国内乃至整个伊斯兰什叶派世界有着更高的地位和更强的号召力,伊朗总统实际上只是伊朗政治生活中的第二号人物,其地位在国家最高宗教领袖之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建伟副教授也指出,伊朗是存在民选机构的,如总统、议会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相对于宗教机构与势力,民选机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总统被视为伊朗第二号政治人物,实际上并不能掌握伊朗内政外交的决策权,其权力受制于最高领袖。

半岛电视台介绍称,伊朗最高领袖直接控制着大部分外交和国内政策,以及武装部队和司法机构,而伊朗总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制定国家的经济议程。

根据伊朗宪法,总统候选人需要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而在选举结束之后,总统也需要由最高领袖任命,只有得到领袖的委任函,当选总统方能正式宣誓就职。

莱希深得哈梅内伊信任器重,会是接班人?

现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981年至1989年曾担任伊朗总统,1989年6月,伊朗“专家委员会”委任他继承已故的霍梅尼为伊朗最高领袖。此二人,也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两位担任最高领袖的人。

哈梅内伊,也被形容为三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外两位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创始人霍梅尼和上世纪90年代的总统拉夫桑贾尼。

现任伊朗总统莱希于1960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宗教家庭,5岁时失去了父亲,但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莱希还是圣城库姆宗教神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时,参加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反西方的抗议活动。



伊朗总统莱希 图自IC Photo


在神学院毕业后,莱希投身司法界,被认为在1988年伊朗全国性抗议活动中参与处决大批反政府抗议人士。作为宗教学者和哈梅内伊门生,莱西在司法界地位不断攀升:2004年担任伊朗司法部副负责人,2014年被任命为检察长,2019年被任命为伊朗司法部长,并在不久后参与投票选举伊朗最高领袖。

在2021年大选中打败其他候选人成为伊朗第八任总统后,莱希一直在国际和国内议题上与哈梅内伊保持一致立场,对伊朗核问题、反对西方和以色列问题、中东战略等问题持强硬态度。

韩建伟告诉观察者,现任伊朗总统莱希跟以往总统最大的差异在于,莱希被外界普遍视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能的接班人。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有担任总统的履历,然后从总统成为最高领袖,因此莱希成为最高领袖是有先例可循的。

2021年伊朗总统大选,当时莱希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都被最高领袖下属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提前排除了竞选资格,莱希因此才顺利当选。莱希当选后,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像前任总统那样跟最高领袖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这也证明,莱希作为强硬保守派代表人物,是深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信任与器重的,外界的猜测大概率是正确的。

“莱希此时遇难,对伊朗政坛震动太大”

《经济学人》当地时间5月19日发文称,“不出所料的是,一些伊朗人也怀疑以色列是否在此次事件背后有所出现”。文章称,上个月,以色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暗杀了一名伊朗将领,而伊朗则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作为报复。

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中东地区的长期宿敌不断发生冲突,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一直有着暗杀敌人的“悠久历史”,且曾杀害过核科学家在内的伊朗人士,确实“有迹可循”。然而,以色列从来没有暗杀过一国的国家元首,这是一种“明确的战争行为”,势必会引发伊朗的激烈反应。

《经济学人》认为,以色列若冒着此等后果暗杀莱希是“愚蠢的”,并声称,莱希是一位“极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实际上在伊朗许多最重要的政策决定中并没有最终发言权。

但报道也强调,虽然莱希在许多方面是从属于最高领袖、有名无实的领导人,但如果他不幸遇难,仍然会震动伊朗政坛。

首先,这将迫使伊朗在一个困难时刻迅速找到一位新总统;其次,在如今中东爆发地区战争之际,伊朗的对手,包括美国、以色列甚至沙特阿拉伯,都在考虑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联系,以对抗伊朗。最后,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之际,伊朗经济将再遭打击,而莱希此时若遭遇不幸,伊朗国内也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斗争可能性,局势恐将陷入混乱。



机上官员(左起):东阿塞拜疆省长马利克·拉赫马蒂、东阿塞拜疆省星期五祈祷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阿勒·哈希姆、莱希、阿卜杜拉希扬 /伊朗Press TV


据央视新闻5月20日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最新消息,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表示,载有伊朗总统的事故直升机已被发现,情况“不太好”。搜救队距离事故现场约两公里。通过对事故区域的搜索,目前没有人员生还的迹象。

随后,央视新闻综合迈赫尔通讯社及路透社20日消息,伊朗总统莱希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19日的直升机事故中罹难。

20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救援人员用无人机终端查看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发生事故现场的最新视频。救援人员说,视频中的图像是直升机坠毁的画面,由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了事故直升机目前的状态。

同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事故现场第一张近距离图片。





图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故”,直升机上有9人,其中包括三名官员、一名伊玛目以及5名机组人员和安保人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Sepah称,这9人分别是:伊朗总统莱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东阿塞拜疆省长马利克·拉赫马蒂、伊玛目穆罕默德·阿里·阿勒哈谢姆,以及一名飞行员、一名副驾驶、一名机组长、一名安保负责人和一名保镖。

伊朗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谁将接替他?


综合迈赫尔通讯社及路透社20日消息,伊朗总统莱希及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19日的直升机事故中罹难。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作出正式回应。迈赫尔通讯社表示,伊朗总统莱希在为伊朗人民服务和履行职责时遭遇事故罹难。搭乘同一架直升机的还有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长等人。



▲无人机拍摄的事故直升机现场图片 图据央视新闻

根据伊朗宪法规定,在总统去世的情况下,第一副总统将接替总统职务,但需要得到最高领袖的确认。最高领袖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拥有对所有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此外,由第一副总统、议会议长和司法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必须在50天内安排新的总统选举。按照原定日程,伊朗的下一次总统选举本来应该在2025年举行。

1989年伊朗的体制改革废除了总理职位,副总统接管了总理的部分权力。伊朗目前有多位内阁成员兼任副总统,但穆罕默德·穆赫贝尔是总统莱希在2021年8月亲自指定的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也被认为是伊朗内阁成员中的佼佼者,在莱希去世的情况下,按宪法穆赫贝尔将接替总统职务。



▲穆赫贝尔


穆赫贝尔于1955年出生于伊朗代兹富尔市,作为一名“学霸”他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和两个博士学位(经济发展规划和管理学)。穆赫贝尔曾在两伊战争期间担任伊朗革命卫队医疗官,后来在胡齐斯坦省电信公司出任总经理,并担任穆斯塔法慈善基金会总经理。在医疗和通讯两个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后,积累了不少一线经验的他当选胡齐斯坦省副省长,从此走进政坛。他在2021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统后,也曾在伊朗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



▲穆赫贝尔(右)接待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左)


穆赫贝尔在被任命为副总统之前曾执掌伊朗Setad公司长达14年之久,Setad是直接听命于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个经济集团,不仅经济实力强劲,而且承担了伊朗社会中的很多慈善任务。在他掌管Setad公司期间,该公司曾在疫情期间研发了伊朗国产的新冠疫苗。

2010年7月,欧盟将穆赫贝尔(时任Setad董事长)列入因涉嫌参与“核或弹道导弹活动”问题而受到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名单中。两年后,欧盟将他从上述名单中删除。

美军前军官吐露重要信息,涉伊朗总统坠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一名美军前军官表示,伊朗总统莱希的坠机,与美国的制裁存在关联。



这个名叫塞德里克·莱顿的美军退役空军上校对CNN说,伊朗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可能是问世于上世纪60年代的贝尔212型直升机。

根据莱顿的介绍,该直升机最初由美国贝尔公司在美国生产的,然后加拿大也开始生产。至于伊朗获得这架飞机的渠道,莱顿认为可能是1976年时,由伊朗亲西方的巴列维政权通过商业途径购买的。

但莱顿表示,由于伊朗后来的政权被美国制裁,所以伊朗方面很难再获得这种直升机的零件,导致无法替换老旧损坏的部分。而这在莱顿看来,是除了天气原因外可能导致坠机事件发生的因素之一。

莱希遇难,伊朗政局是否会“硬着陆”?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9日,受大雾天气影响,伊朗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故”。最新消息显示,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次“硬着陆事故”原因尚不明确,但是由于现年63岁的伊朗总统莱希一般被外界认为是现年84岁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最有力的继承人(另一前总统鲁哈尼现年75岁)。所以有部分评论担心,如果莱希总统在事件中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将会严重影响伊朗后续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中东局势发展。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转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吴冰冰写作的《伊朗为什么能顶住美国的极限施压?》。本文全面展示了伊朗政治结构,有利于读者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理解这一事件对伊朗政治的影响。



现场搜救画面 /伊通社

【文/ 吴冰冰】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其政治制度和安全体系的构建,帮助伊朗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实现了长期稳定:两伊战争期间抵御了外敌入侵,也顶住了美国数十年的全面压力和遏制,尤其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面对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伊朗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中东最主要的地区强国之一,形成并主导了地区内多个国家和力量在内的联盟。

伊朗政治制度和安全体系的构建,是其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的实力基础,也对我们理解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乃至大国中东政策具有特殊的意义。

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

伊朗政治制度的构建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国家宪政架构和派系平衡权力格局。

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为伊朗政治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社会文化资源。16世纪开始,萨法维王朝(1501~1736)将伊朗的主体信仰逐渐改造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依托于宗教教育和宗教学者等级制度,形成了内部自组织结构,这是其与逊尼派最主要的差别之一。

要成为什叶派宗教学者,必须在宗教学校接受完整的宗教教育,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学习内容包括《古兰经》、圣训、教法学、教法渊源学以及语言、逻辑等学科知识。完成所有层次宗教教育并取得毕业证才能成为“穆智台希德”(mujtahid),即获得了“创制”(ijtihad,音译“伊智提哈德”)资格。

在什叶派中,创制是指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根据教法渊源对教法问题做出独立判断并得出结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如果自身没有通过宗教学校的学习获得创制资格,就要追随那些有“创制”资格的宗教学者,这被称为“效仿”。

据此,什叶派穆斯林被分成具有创制资格的宗教学者和追随宗教学者的普通民众两类群体。什叶派宗教学者又分三个等级: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和大阿亚图拉,其中,大阿亚图拉是全球什叶派大众的追随对象,被称为“效仿渊源”。

从普通信徒到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直到大阿亚图拉,什叶派宗教学者的等级制度和创制、效仿的规定,使得什叶派形成内部自组织结构,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乃至国家解体的时候,可以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因此,越是在战乱和动荡的环境下,相较于伊斯兰教其他派别,什叶派越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依托传统的自组织结构,什叶派也可能与政府竞争合法性和影响力。在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年),礼萨汗和巴列维两代国王都将什叶派宗教学者视为巩固王权的威胁,巴列维王朝最终也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



霍梅尼 资料图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依据“教法学家治国”原则(vilayet-e faqih)和以之为基础的宗教学者“监护”(nazarat),将什叶派宗教传统作为制度性要素吸纳进国家宪政架构,接受什叶派宗教学者参与政治,总体上将什叶派宗教传统及其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关系从竞争性转化为了支撑性。

从思想观念上说,在当代伊朗占主导的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宗教为基础又区别于宗教。它依托于宗教信仰和传统,但其实质是政治性的,目的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表达和实践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主义大致可分三种类型:(1)传统型,主要是萨拉菲主义,以沙特瓦哈比派为代表;(2)现代型,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3)激进极端型,主要有“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

伊朗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一方面将伊斯兰价值观与现代政治理念和实践结合,另一方面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结合,从而把宗教、民族、国家等要素整合在同一个思想体系之中。与之相比,纳赛尔和复兴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伊朗摩萨台的民族主义都具有左翼世俗主义色彩,对宗教力量采取了压制的立场;在埃及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长期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处于竞争和对抗的状态;伊朗以阿亚图拉卡尚尼代表的宗教力量也最终与摩萨台分道扬镳。伊朗什叶派的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复合体,则继承了伊朗历史文化和什叶派宗教传承的双重传统,成为具有特殊感召力的政治意识形态。

对于宗教学者参政的问题,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1979~1981年,伊朗存在着世俗人士领导的政府和宗教学者主导的革命委员会与伊斯兰共和党的双重体制。1980年5月,伊朗第一届议会选举产生,宗教学者主导的伊斯兰共和党赢得多数席位。8月,时任总统巴尼萨德尔任命世俗人士拉贾伊为总理,而拉贾伊本人支持宗教学者从政。

随着大批宗教学者进入议会,革命委员会于1980年7月停止运作。1981年6月,议会弹劾了巴尼萨德尔。拉贾伊在随后的第二届总统选举中胜出,并任命宗教学者巴胡纳尔担任总理,这是宗教学者担任政府高级职位的开始。在随后的第三届总统选举中,哈梅内伊当选总统,最终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首脑都由什叶派宗教学者出任,宗教学者从政的问题得以解决。

伊朗国家宪政架构


1979年4月1日,经过全民公决,伊朗宣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10月伊朗全民公决通过宪法,1989年7月对宪法进行了修订。伊朗宪法规定了伊朗的国家宪政架构,其中,最高领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和国防安全具有广泛影响力,总统则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领导行政部门。

教法学家治国原则中的“教法学家”是个单数名词,而非一个集体概念,其含义是由一位什叶派宗教学者出任最高领袖。1979~1989年担任最高领袖的霍梅尼是大阿亚图拉,1989年开始担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为阿亚图拉,1994年晋升大阿亚图拉;教法学家治国原则中的“治国”指的是政治层面,因此最高领袖不是宗教领袖,也不是精神领袖,主要职能不是负责国家的宗教事务,而是对国家的重大政治和安全事务进行决策与监督。

最高领袖是事实上的终身制,他根据国家的长远利益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根据伊朗宪法第109条的规定,最高领袖除具备教法学知识和公正与虔诚两个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社会与政治洞察力、谨慎、勇气、行政能力和领导力。根据第110条的规定,最高领袖有11项职权: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监督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发布全民公决结果,担任武装力量统帅,宣战和媾和,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中的6名教法学家成员、司法总监、国家广播电视部门负责人、总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各军兵种司令,协调武装力量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以下简称“确委会”)解决国家的特殊问题,确认总统的选举资格和选举结果,根据程序罢免总统,根据司法总监的建议实行大赦。



最高领袖由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伊斯兰革命后第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与现在的专家委员会含义和职能不同。根据宪法规定,1982年决定设立专家委员会,负有三项职能:选举最高领袖,在最高领袖无法胜任宪法职能或违背了最高领袖的政治、宗教和道德原则时罢免最高领袖,对最高领袖进行监督。专家委员会由86名成员组成,经全体选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8年。

总统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一次。总统负责提名组阁,内阁任命经议会批准通过。但在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情报与安全部及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的任命上,一般需征得最高领袖的同意。总统可以是世俗人士或宗教学者。伊朗历任总统有四届为世俗人士,其余都是宗教学者。

立法权由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共同行使。议会由290名议员组成,每4年一次经全民直选产生。第一届议会产生于1980年。议会的所有立法必须经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宪法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宪监会”)有12名成员,分为两组:其中6名必须是什叶派教法学家,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其他6名为法学专家,由司法总监提名、议会投票通过。

宪法第92条规定,宪监会成员任期6年,第一届宪监会于1980年成立,1983年更换了每组成员中的一半,此后则每6年更换一半。宪监会除审核和批准议会立法外,还对所有选举的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核并监督选举。司法总监则负责领导伊朗的司法系统,由最高领袖任命。

最高领袖制度体现了教法学家治国原则,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设立明确体现了宗教学者监护的原则。最高领袖还向国家机关派驻代表,“2000名代表分布于政府各个部门,作为最高领袖的代表。有时最高领袖代表比总统任命的部长更有权威”。

在实践中,宪监会与议会、议会与政府之间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总统与最高领袖之间有时也存在不同观点。1981年和1984年,议会与宪监会之间围绕立法的分歧两次凸显。为了解决国家宪政架构内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分歧,1988年设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以下简称“确委会”),以在不同部门和机构发生分歧时做出最后的决策建议。

第一届确委会由13名成员组成,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和总理,宪监会的6名教法学家成员,以及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的3名成员。1989年10月,哈梅内伊任命了第二届确委会,成员分为两类:一类为“法定成员”(hoquqi),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首脑,宪监会6名教法学家成员,议会相关委员会的主席,以及有关政府部门首长;第二类被称为“真正成员”(haqiqi),包括所有卸任的前总统、前议长和前司法总监,以及最高领袖指定的专家。

从1997年开始,确委会每届任期规定为5年,由最高领袖任命。其正式职能有三项:协调议会和宪监会围绕立法产生的分歧,为最高领袖提供最高级别的决策咨询,在新旧最高领袖交替时确保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运行。

总之,最高领袖制度、总统、议会、司法总监、宪法监护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共同构成伊朗国家宪政架构。通过教法学家治国和宗教学者监护原则,以及宪政共和、三权分立、全民直选的政治安排,伊朗国家宪政架构实现了二元合法性的结合,即以全民普选为基础的合法性和以什叶派宗教传统为基础的合法性,二者相互支撑、彼此强化,把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因素都整合到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终身制的最高领袖体现了伊朗国家利益的长远战略目标,而四年一届民选的总统和议会则反映了民众阶段性的利益和诉求,伊朗的国家宪政架构把长期利益与阶段性诉求、国家利益与民众需要进行了整合。

在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政府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是对抗关系。在埃及,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穆斯林兄弟会推举的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2013年7月塞西推翻穆尔西,10月埃及宣布解散穆斯林兄弟会并禁止其活动。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形成分而治之的局面。在阿尔及利亚,政府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曾引发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暴力冲突。伊朗则通过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整合,以及国家宪政架构,把伊斯兰主义制度化地纳入国家建构过程。2021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政权后,也在进行相似的整合与建构过程。

派系平衡权力格局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反对国王的政治力量派系庞杂,那些不支持教法学家治国原则和宗教学者参政的势力最终都被清除。

“伊朗自由运动”于1961年成立,主张以伊斯兰价值观为指导的民族主义。1978年,巴扎尔甘领导该组织参加霍梅尼领导的反国王运动,革命成功后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由于伊朗自由运动不支持宗教学者直接进入政府,并反对1979年11月4日的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活动,巴扎尔甘等人于11月6日辞职。1987年,该组织被宣布为非法。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为改革派的支持者。

巴尼萨德尔不支持教法学家治国原则并反对宗教学者参政,他在1980年2月就任总统之后,就成为霍梅尼支持者反对的对象。但他得到了“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e Khalq,MeK)的支持。该组织成立于1965年,由伊朗自由运动分离而来,是以暴力武装活动为主的左翼游击队组织,它组织参加了推翻国王的活动,但反对教法学家治国原则和宗教学者参政,因此抵制1979年宪法公投。



霍梅尼与巴尼萨德尔 资料图


从1980年2月开始,该组织与霍梅尼支持者的矛盾日益尖锐,1981年6月20日开始暴力反对伊朗政府。6月21日,巴尼萨德尔被议会弹劾,次日被霍梅尼宣布罢免。6月28日,“人民圣战者”针对伊斯兰共和党总部进行的爆炸袭击导致阿亚图拉贝希什提身亡;8月30日,“人民圣战者”的爆炸袭击导致新当选的总统拉贾伊和总理巴胡纳尔身亡。

伊朗人民党成立于1941年。1978年1月的库姆游行和2月的大不里士游行,揭开了伊朗国王倒台的序幕,人民党也开始动员其支持者展开反对国王的行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人民党等左翼力量并未被吸纳进政府高层。1983年2月,伊朗人民党的领导层因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而被捕。

为了整合支持教法学家治国原则和宗教学者参政的力量,1979年2月17日伊斯兰共和党成立,核心成员都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1980年7月革命委员会解散之后,该党就成为什叶派宗教学者的主要组织机构。贝希什提在伊斯兰共和党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第一任总书记,并同时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和伊朗第一任司法总监。

他领导伊斯兰共和党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赢得大部分席位,并主导弹劾了总统巴尼萨德尔。1981年6月28日他遇刺身亡后,巴胡纳尔接任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但在8月30日也遇刺身亡。哈梅内伊随后接任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职务,并于10月当选第三届总统。



1990年的哈梅内伊 图片来源:Wikimedia


尽管伊斯兰共和党成员都支持教法学家治国原则,但随着伊朗自由运动、伊朗人民党和“人民圣战者”组织等政治力量被清除,伊斯兰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也从1983年开始凸显,党内分化成马克塔比(Makabi)和霍贾提耶(Hojjatiyeh)两个派系,大致相当于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右翼。

左翼主张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对外反对美国,支持其他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右翼坚持私营部门的作用,对外关系采取务实立场以换取现实国家利益。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的立场更接近右翼。1985年哈梅内伊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后,派系矛盾更加突出,严重削弱了伊斯兰共和党。1986年,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致信最高领袖霍梅尼,建议解散伊斯兰共和党。1987年6月2日,霍梅尼正式下令予以解散。

1977年,什叶派宗教学者成立“战斗宗教界协会”(Jame-e Rouhaniyat-e Mobarez,JRM),并一直在政治上与伊斯兰共和党合作。随着伊斯兰共和党的解散,伊朗政坛左右翼的分歧在战斗宗教界协会也表现出来。1988年,左翼人物脱离战斗宗教界协会,成立“战斗宗教人士联合会”(Majma-e Rouhaniyoun-e Mobarez,MRM),形成了右翼战斗宗教界协会和左翼战斗宗教人士联合会对立的局面。

由于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支持,左翼在第三届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但随着1989年霍梅尼去世,右翼的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穆罕默德·亚兹迪分别担任最高领袖、总统和司法总监,总理的职务被取消,右翼取得了优势。在1992年的第四届议会选举中,右翼战斗宗教界协会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了大量左翼候选人的选举资格,使得右翼取得压倒性胜利,纳提格·努里当选议长。这样,最高领袖、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和宪监会都由右翼人士担任。

经过第四届议会选举的失利,左翼重新思考自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主张,认为伊朗应该推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化。1996年,出于对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的不同看法,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组成“伊朗建设公仆党”,主张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缓和的政策,他们被称为“新右翼”。转变立场的左翼与新右翼结成政治联盟,对抗传统右翼。

这三个政治力量演化成以哈塔米为代表的改革派,即转变立场的左翼;以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务实派,即新右翼;以及以哈梅内伊、纳提格·努里、穆罕默德·亚兹迪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即传统右翼。改革派的哈塔米在1997年和2001年两次赢得总统选举,务实派和改革派联盟赢得了1996年和2000年两次议会选举。

在改革派和务实派当政时期,保守派内部出现分化,艾哈迈迪-内贾德得到阿亚图拉米斯巴哈·亚兹迪的支持,形成新保守派,对外立场更为强硬;阿里·拉里贾尼被视为务实保守派,其内政外交立场更接近务实派;哈梅内伊及其他保守派则被视为传统保守派。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并于2009年连任。伊朗新保守派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革命初期的传统左翼,对内主张社会公正,对外强调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抵抗。



2008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1年开始的美国严厉的经济制裁,使得伊朗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这一背景下,鲁哈尼于2013年当选总统,其总体思路是通过与美国达成妥协在伊核谈判中取得突破,从而为伊朗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鲁哈尼自称是温和派,但其基本政治立场趋近于拉夫桑贾尼的主张。如果说哈塔米领导的改革派主张政治和社会自由化,那么鲁哈尼的政策主张核心是经济自由化优先。从2008年到2020年担任议长的阿里·拉里贾尼也持务实立场。

2018年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是对鲁哈尼以及务实派和改革派阵营的重大打击。2021年,保守派的代表莱西当选新一届伊朗总统。总统莱西、议长卡里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都属于保守派,最高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也是保守派,伊朗再次出现国家宪政架构所有主要部门领导职位完全由保守派掌控的局面。

尽管传统保守派目前占有优势地位,但传统保守派、新保守派、务实保守派、务实派、改革派仍然并存于伊朗政坛,派系平衡权力格局并未被根本打破。伊朗的宪政架构和派系平衡权力格局作为显性和隐性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以平衡求共识,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

伊朗安全体系的构建

伊朗的安全体系包括最高领袖、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及以革命卫队和军队为主的武装力量。关于国家安全的决策并非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各种力量之间通过博弈建立共识。“制度内达成的广泛共识(通过最高领袖最终定型)构成伊朗的红线,在出现重要异议和分歧的时候仍有机会进行协商。”各种观点和力量围绕国家安全进行政策辩论和博弈的主要平台,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根据伊朗宪法第176条的规定,其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负有三项职能:在最高领袖确定的总体政策框架内确定国家的国防与安全政策;在国防与安全政策领域协调政治、情报、社会、文化与经济事务;为了应对内外威胁而开发国家的物质与智力资源。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为12名,包括总统、议长、司法总监、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情报与安全部长、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军队司令、革命卫队司令、计划与预算组织主席以及最高领袖任命的两名代表。总统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设一名秘书,一般由最高领袖代表担任。

伊朗武装力量包括军队、革命卫队和警察部队。伊朗军队员额约42万人。革命卫队根据霍梅尼的命令于1979年4月成立,在两伊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革命卫队总兵力约19万人,包括陆军、海军、空天军和圣城旅,还负责指挥“巴斯基”民兵组织。军队和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由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警察部队隶属于内政部,于1991年4月由地方革命委员会、城市警察、乡村警察和司法警察部队合并而成,总人数约30万人。伊朗武装力量的统帅是最高领袖。

伊朗的国防和地区安全政策的核心是威慑和非对称打击。“选择以威慑为基础的消耗战,增加对手的风险和成本,而非减少自身的风险和成本。其目标是使对手遭受心理失败,从而削弱敌人的战斗意愿。”在这方面,革命卫队圣城旅(Quds Force)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支持和动员伊朗境外的亲伊朗武装力量,特别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壮大。

1997年,苏莱曼尼被任命为圣城旅司令。在他的领导下,圣城旅完成了三个转型:从秘密特别行动机构转变为大众动员武装,从按国别划分的多个民兵组织转变为跨国什叶派军事力量,从伊朗革命卫队中的远征分队变成其内部的主导力量。两伊战争大大加强了革命卫队在伊朗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则使革命卫队的境外作战和行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2014年“极端组织”在伊拉克接连攻克主要城市,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PMF)建立起来,并在对抗和打击“极端组织”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2020年1月,伊朗民众游行几年苏莱曼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唯一能在海湾地区制衡伊朗的伊拉克被美国打垮,围绕伊朗形成了包括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部分武装组织在内的“抵抗”阵营。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什叶派新月”的概念,用以描述伊朗在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沙特、埃及和约旦组成的“逊尼派三角”。伊朗逐渐成为美国中东政策必须面对的最核心问题。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东地区出现三个阵营并立的格局,分别是以伊朗为核心,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亲伊朗什叶派力量组成的阵营;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以及以沙特、阿联酋、以色列为核心的阵营。

什叶派跨境动员推动了亲伊朗阵营的形成。伊朗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和革命卫队的组织行动能力相结合,帮助伊朗在中东地区建立起盟友网络,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众动员力量、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在叙利亚的多支武装力量。在中东地区的跨境盟友网络,构成伊朗威慑和非对称打击能力的重要方面,对于伊朗维护国家安全、建立地区盟友体系、在地缘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伊朗提升地区影响力和确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地位的保证。

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明确信号。在奥巴马时期,随着“亚太再平衡”概念的提出,关于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看法就已经出现。美国不愿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表明美国无意在中东开辟一个新的战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反其道而行之,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的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阿富汗撤军明确表达了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决心。

美国撤军后,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明显扩大,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等国在阿富汗无力发挥影响,这是中东格局和力量对比的缩影,两极三方、两强一弱的战略格局进一步强化。中东战略格局的现实与美国中东战略收缩,迫使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在对土耳其、伊朗乃至卡塔尔政策方面不得不采取和解态度。

1979年以来,在美国的遏制与打压之下,伊朗既没有像伊拉克、利比亚那样因美国的军事打击而出现政权更迭,也没有像埃及、突尼斯那样在“阿拉伯之春”中因民众大规模抗议而政权垮台,更没有像叙利亚、也门那样陷入长期战乱。相反,伊朗保持了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维护了国家安全,其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极。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国家政治制度与安全体系构建的结果。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左)在“硬着陆”事件前视察大坝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伊朗国家政治制度构建包括什叶派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宪政架构与派系平衡权力格局三个核心要素,实现了什叶派传统与国家政治制度、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合法性与基于选举的合法性以及国家长期利益与民众阶段性诉求的结合。

与此同时,通过派系平衡权力格局凝聚精英与大众的政治、社会共识,进而通过安全体系的构建将之转化为国防和安全政策,伊朗将自身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盟友的利益诉求加以整合,推动形成了以伊朗为中心的阵营,并将伊朗塑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成为中东战略格局中的一极。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制定和实施中东政策时,都需要将这样的地区战略格局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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