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年，加拿大的留学大盘在持续收紧。 学签签发量从2023年的68万份降到2025年的38万份，中国留学生的存量，也从2019年约14万人的峰值回落到2025年底的8万余人。 不过，中国学生的学签拒签率只有24%左右，远低于印度学生的74%，中国学生数量的下降更多来自家庭的主动转向，而不是被政策挡在门外。 收紧的大盘中，K-12低龄留学却是个例外。 低龄学签不需要省级配额信，2026年联邦政府在40.8万份总配额中为中小学单独划出11.5万份，比2025年的7.2万份高出近六成。 但来的小留学生大多就读不设宿舍的公立学校，寄宿家庭因此一直是低龄留学最主流的居住方式，寄宿市场的冷暖，某种意义上就是低龄留学热度的晴雨表。 这个好消息并没有让从事寄宿家庭的加拿大住家们感到欣喜，反倒是在留学热门城市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尔加里多地爆出了寄宿学生难招的消息。 温哥华的邢女士说：“过去十年，我接收的寄宿学生都来自于教育局和留学中介。从去年开始，入住率只有一半，我的收入也大幅减少。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留学生数量多了，反倒寄宿家庭不香了呢？难道寄宿家庭真的要完蛋了吗？” 招不到学生，寄宿彻底凉了？ 今年七月份，还有一半的寄宿房间空置的邢女士很着急，往年五月份寄宿已经全部招满了。 邢女士的寄宿家庭在温哥华一所非常受华人学生欢迎的学校附近，学生步行到学校只需要500米，曾经是一房难求的存在。 寄宿的收入是十年来邢女士依赖的重要收入来源。邢女士家二楼有四个房间，如果全部招满，每月的收入是8000加币，相当于4万元人民币。 邢女士感叹，今非昔比了。为了开拓客源，她不停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发布招募帖。她把房子的外观、花园到房间的家具摆设，都拍成了视频。她还专门做了一期做饭的视频，特别标注自己擅长制作川菜、粤菜和湘菜。 邢女士说，她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就是没有招到一个寄宿的学生。
作者供图 从五月到七月，整整三个月咨询的人数有50多人次，90%的人询价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邢女士接待了十组亲自上门联系寄宿的，看完之后也都没了消息。面对寄宿市场冷清，邢女士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加拿大另一端多伦多的约克区，这里聚集了几十所招收小留学的中学和小学。 作为资深的住家负责人，王先生已经在约克区购买了三套房产，聘请了专门的住家妈妈负责寄宿事宜。 从2025年开始，王先生的寄宿生意急转直下，陆续有学生终止合作搬离。到了2026年6月，还有40%的寄宿房间没有招满，他也遭遇了办寄宿家庭七年来的第一次滑铁卢。 王先生说：“很多学生住不到一年就搬走了，有的宁愿舍弃押金也要搬走。我调查了几个搬走的孩子，他们并没有重新选择寄宿家庭，而是选择了父母亲自陪读或者是委托陪读。”
作者供图 寄宿家庭的成本远比陪读要低很多，但是王先生这几年也亲身体会到了周边的陪读家庭是越来越多。一个寄宿家长告诉王先生，孩子寄宿之后的反馈是：虽然住家服务得不错，价格也实惠，但是怎么住都不如家里舒服自由。在自己的家里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躺着就躺着，这种自在是寄宿家庭提供不了的。 王先生也承认，这些年寄宿家庭和小留学生的矛盾一直非常尖锐。就在前不久爆出的温哥华住家爸爸和寄宿学生对骂的新闻上了热搜，也真实反映了寄宿的阴暗面，或许也是学生难招背后的原因。 直面寄宿矛盾，家长不装睡了 在麦吉尔大学就读心理学硕士的Tina来自西安，九年级时被父亲送到多伦多的一户白人家庭寄宿。这四年的寄宿经历，给她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在一项Tina针对小留学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发现，近三年来，放弃寄宿的留学生数量开始逐年上涨。其中有一半的家长已经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长期寄宿和孩子心理和身体健康成长之间的冲突。
作者供图 Tina感到很开心，父母不装睡了，能够直面寄宿带来的问题，孩子们也会不再受苦了。 住了四年寄宿家庭的Tina认为，学生和寄宿家庭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哪怕是在自己父母身边也会有矛盾，她并不认同那些把寄宿家庭描述成“地狱”的说法。 但是，父母的不理解和固执才是真正对小留学生造成心理健康问题的核心原因。 Tina以自己为例，她家庭富裕，父母有钱但是文化水平不高，几乎没有出过国。 对于国外的生活信息，多是来自于媒体的宣传，他们自认为白人很傻很单纯，不会斤斤计较。 Tina说：“父母对白人的幻想可把我害苦了，洗澡被限制时长、十点之后要关灯、每一顿饭都不能有剩饭，这些糟心事我都遇到过。我大学时和父母深度聊过，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好像一遇到外国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往好了想。他们完全没有想过我的住家夫妻就是靠着我的寄宿费生活的，我少花一分他们就多得一分，能省的地方他们都想到了。” 而真正让孩子感到受伤且难以修复的不仅是父母的认知出错，还有就是他们没苦硬吃的教育态度。 在Tina的寄宿问题研究中，她采访过近二十位富二代。他们都表示，父母觉得他们一直是富养的，有不能吃苦的坏毛病。包括Tina的父母，也觉得孩子要想成才就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历练。 她说：“我父母打心底觉得留学是一种享福，所以他们容忍了住家父母对我的苛刻和不公。高中时，他们让住家父母不要送我上学，让我大雪天一个人走去学校。我的住家父母可开心了，他们还欢呼着说又能省下油钱了。可怜的我，就这么走了一个冬天，直到最后在雪地里滑倒摔成了骨折。” 总结寄宿的问题，Tina认为，寄宿家庭的留学模式正在逐渐消亡。 首要原因就是这十几年来，小留学不断遭遇到寄宿带来的伤害，让父母清醒地认识到了，寄宿不是培养孩子独立的解药。 轮流陪读，亲情和留学两不误 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放下国内的工作长期陪读，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只能住进寄宿家庭。 这几年，在加拿大低龄留学家庭中，父母轮流陪读的方式出现了。
它介于全家移民陪读和孩子独自寄宿之间，是一种折中的选择。 第一学期9月到次年的1月，爸爸陪读；第二学期2月到6月，妈妈陪读。 David和妻子就是这样安排的。他们轮流陪着女儿完成了加拿大高中四年的学业。 David说：“轮流陪读在家长圈里越来越常见，我接触过不少家长，特别是中小企业主、自由职业者以及不需要强制坐班的人，都开始选择这种方式。” 在他们看来，轮流陪读最大的价值，不是替孩子解决生活问题，而是让孩子在一个陌生国家里始终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女儿刚到加拿大的时候，David陪了整整一个学期。 孩子上学，他负责接送；孩子放学，他负责准备晚饭；周末一起出去采购、运动或者短途旅行。 第二学期再次换成妻子过去。夫妻两个人没有同时离开国内，因此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摆。 这套安排看起来很折中，但真正执行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作者供图 David算了一笔账：四年下来，夫妻两个人的工作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家庭收入比以前少了30%。 在David看来，父母陪读真正解决的是一个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问题：低龄留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监护？ 过去的答案很简单：找一个靠谱的寄宿家庭。 现在越来越多家长开始发现，寄宿家庭能够解决的是住宿、饮食、接送和基本生活照顾，却很难替代父母。 尤其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成长问题就越发显著。成绩不好，住家可以提醒；作息不好，住家可以管理；饭菜不合口味，住家可以调整。 但是孩子在学校受到委屈、谈恋爱、和同学发生矛盾、考试失利甚至只是单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时，寄宿家庭很难真正承担父母的角色。 David曾经走访过温哥华的一家寄宿家庭。住家爸爸拥有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家庭条件也不错，对孩子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 但David发现，寄宿学生每天和住家父母真正交流的时间非常有限。他们可以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但照顾得好和真正理解孩子，是两回事。 这也是David决定女儿留学时坚决选择陪读的原因。
寄宿之外的新选项，也是父母们的新烦恼 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像David一样两头跑，但越来越多人也不愿意让孩子继续过一种完全寄人篱下的生活。 这两年，除了轮流陪读，市场上还长出了共享住家这样一种新选择。 2024年，从事留学服务的凯文和几个朋友做起了共享住家项目。 和传统寄宿不同，共享住家把三四个年龄相近的孩子集中安置在一起，由专职人员负责生活起居和接送，不再像传统住家那样身兼房东、监护人、生活照顾者数职。 凯文自己就当过五年寄宿学生，深知这套体系里角色太多、边界不清是矛盾的根源。
共享住家推出不到一个月，五套房源就全部住满，费用比传统寄宿高出五成以上，但对不少从寄宿转过来的家长来说，真正打动他们的是孩子终于有了“话语权”。吃什么、几点睡，不用再看住家的脸色。 凯文也承认，这远不是万能药。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同样会有摩擦，一个成年人同时照顾多人，责任边界也没有明确答案，行业标准和监管几乎是空白，价格更高的门槛也注定它替代不了寄宿家庭，只是在寄宿和陪读之间，又切出的一道选项。 把视角拉远看，加拿大低龄留学本来走的就是和美高寄宿学校不同的路。 教育归学校，生活归住家，监护这块拼图从来要家庭自己去补，这也是寄宿、陪读、共享住家轮番被讨论的原因。 留学的吸引力并没有消失。这两年从加拿大高中申请上美国藤校的华人孩子陆续出现，据《哈佛深红报》统计，哈佛录取的国际学生里近三分之一来自加拿大、英国和中国，加拿大高中毕业生的申请上限并不低。
作者供图 寄宿遇冷，冷掉的只是一种“花钱托管、剩下不管”的旧逻辑。 但对留学生的父母而言，这笔账正变得越来越难。过去按月付一笔寄宿费就能把操心的事外包出去，现在无论是飞去陪读、换一个更贵的共享住家，还是留在寄宿家庭里反复磨合，都被重新拉回了监护的第一线。 要么拿出时间和事业，要么拿出更多的钱，要么咬牙承受孩子和住家之间说不清的摩擦。 低龄留学的解决方案看似越来越多，其实是把本可以外包出去的操心，一点点还给了每一个做决定的父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