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移民数去年突然飙升，带小孩出走的家庭尤其快速增长。“日经亚洲”报导，经济萎靡、负债和绝望将许多中国家庭逼上这条极其危险的非法移民之路。 “日经亚洲”（Nikkei Asia）报导，去年5月，32岁的王忠伟（Wang Zhongwei，译音）将14个月大的儿子绑在胸前，带着妻子、7岁女儿及双亲，借夜色遮掩，从偏僻的哥伦比亚卡普尔加纳（Capurgana）海滩搭上大木船，目的地是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达连隘口”（Darien Gap）。 在大浪冲击下，木船一再被抛上距离海面数公尺的空中。王忠伟和妻子紧抓船舷，用雨衣努力设法不让浪花打上儿子脸庞。经这趟两小时行程，船上约20个人早已从头到脚湿透。 一家人于数周后抵达美墨边境，在墨西哥毒枭枪口下缴交每人约800美元“过路费”。移民必须连内裤也脱掉，证明自己身上再无有价值物品，这些拦路虎才会指引他们从何处跨境。 尽管这条移民路凶险万端，王忠伟说自己“无悔”，因为“我们一家在中国毫无希望可言”。 穿越美墨边境中国移民数去年突然飙升，尽管实际数字难以捉摸，但是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去年在美墨边境一共拘留超过3万7000名中国人，高达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前的10倍。 其中，带小孩出走的家庭尤其快速增长。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边境巡逻员于2022财政年度（2021年10月到2022年9月）一共遭遇中国移民家庭1151次，2023财政年度数字增为6645次，但是从去年10月至今已达7081次。 美国副国务卿坎伯（Kurt Campbell）4月在非营利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的会议中说：“许多中国移民得所费不赀（来到美国）…所受关注依然不足，却是件值得注意的事。” “我认为，说中国政府知道此事，这是句公道话，或许还有点担心。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此刻有采取什么作为加以遏止。” 与此同时，随着11月美国大选脚步接近，边境安全和美中关系俨然已成总统拜登(专题)和对手、前总统川普攻防两大激烈议题。 根据美联社，由于紧张情势加剧，中国2022年曾经短暂停止与美国在非法移民上合作，今春则悄悄恢复非法移民遣返航班。这个问题似乎令北京尴尬，而且仍然是两国紧张的原因之一。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14日针对非法移民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舆论和政客借题发挥，对中国攻击抹黑、甩锅推责。” 专家指出，近期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激增情况，反映出他们在中国前景暗澹的处境。 圣地牙哥加州(专题)大学（UCSD）中国经济政策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经济正成长的中等收入国家竟有相当大非法人口外流，这很不寻常。走上非法移民之路，这太冒险了。” “我因此认为，对他们而言，这确实凸显出绝望已经到达某个程度，很难单从经济观点去解释，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的公共政策有关。中国固然有社会安全网，却微不足道…如果你的健康或就业出现重大变故，几乎无法获得政府资源的帮助。” 中国人本来有拿观光签证或赴美深造等更容易的移民管道，但是随着中产阶级人口与日俱增、出国念书开销昂贵，而且在美中关系恶化背景下，取得美签越来越困难，这些管道变成不是选项。许多人因而宁愿冒被抢、在浪花中坐船闯关、买通警察、遭遇天灾，甚至在丛林中赔上性命的风险赌一把，换取到美国重生的机会。 每个走线赴美的中国家庭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许多家庭像王忠伟一家，从南美偷渡赴美国。3年防疫“清零”和房地产崩盘打乱他们原本的安稳生活，私营企业主和受雇劳工为一息尚存而奋力拼搏。 若非对留在中国的未来失去希望，王家一家老小怎会选择通过墨西哥涉险走线？ 据中国“文安法律网”，走线就是偷渡，这个词汇经常和走线美国一起出现，走线去美国指的就是偷渡去美国。维基百科指出，走线指通过特定路线偷渡进入欧美等已开发国家，是在疫情期间于中国大陆冒起的新兴词汇。 王忠伟告诉日经亚洲，在中国，“新闻提都不会提就在你身边发生着的悲剧。从房地产危机就可以知道银行业危机随之将至，哪个产业可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存活？”他指的是自从2021年开始吃掉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储蓄的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持续破裂中。 小型私人企业主之间尤其充斥着悲观主义。王忠伟曾在浙江温州拥有一间服装工厂，对欧洲出口女款罩衫，其中又以对法国和义大利为主。疫情爆发前他曾雇用3、40名工人，每年有3万美元到6万美元获利。他和妻子生活安逸，拥有一间房屋和数辆汽车。 疫情迫使他关闭工厂，王忠伟后来债务缠身。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2月报告指出，超过1/3的中国小微企业金融不健康，恐影响1亿8000万人的就业前景。这项报告根据制造和零售业为主的2349份有效问卷得出。 家庭怀抱往上层社会流动的梦想破灭、年轻人失业率飙高、提供下一代良好教育的压力更加沉重。 圣地牙哥加州大学的史宗瀚指出，社会流动近年来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1980和1990年代农家翻身而经商的成功桉例所在多有，但是时至今日，想要决定自己命运却困难许多。 “小规模企业家很难有立锥之地。他们要不得支付巨额贿款巴结政府，不然就只能在各式各样掠夺性行为下任人宰割。” 2021年王忠伟关掉工厂后当起滴滴出行司机，他遇见许多跟他一样本来也是企业家的司机。他说，“他们大部分从事出口生意”。王忠伟虽然有储蓄，但是经济负担却日益沉重。 “我每天都想要自杀。我觉得我活在囚笼之中，毫无希望可言。我的工厂、防疫封城，这是身边发生的每一件小事情所造成的，无数根稻草压垮了我。” 当时已经住在洛杉矶(专题)的王忠伟兄长告诉他走线的事情，他随即观赏“抖音”和YouTube，学习怎么“润”（英文run的谐音，意指离开中国）到美国。他于是卖掉房子和车子、收拾细软，带着积蓄和家人，就这么上路走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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