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南风窗 记者 黄泽敏 国考面试没过，赵琳琳躺了两天，不想吃喝。两天后，她爬起来继续准备选调生考试。 待名单公布，她的名字赫然在列。喜讯蔓延得很快，爷爷逢人就讲。村里有人不信，嚷嚷着要去查一下这姑娘是不是在胡说。查过后，众人信服，家里人也真正放了心。 那是2016年，赵琳琳即将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她通过校内层层筛选报考，又努力备考成功，成了所在学院内唯一上岸的选调生。 这是全村都骄傲的稀事、长辈们口中的“安乐窝”，周围人都说她的前途一片光明，她也这么以为。  《北京女子图鉴》剧照 县城是年轻人逃离“北上广”的退路，这里生活节奏慢，似乎更适合“躺平”。 和赵琳琳一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返回县城的女孩还有很多。她们之中不少人从小被教育，不要离家太远，要稳定下来。她们见过世面，又回到县城，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终路径往往很相似——“考编”是默契的首选。 回县城找份“正式工” 有人说，县城青年的成人礼，是一张通往发达地区的车票。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或多或少有过对大城市的向往，青海人叶欣也一样。 她回家的理由很简单，一对逐渐年老的父母，一个独生女的身份。去城市打拼的想法就此打消。 “都回家了，还是得有一个编。”叶欣说。这也是许多女性回县城共有的想法。 县城职业存在一条分水岭，以是否“带编”划分。带编制的工作在最顶端，是受长辈认可的“正式工作”。其余的“无编”工作堆在下层，往往只被视为“打工”。  《县委大院》剧照 叶欣只想往上爬。2022年，毕业回家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听课刷题，从早上9时至深夜12时。那段时间，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脆弱。每当听到周围有谁上了岸，无形的压力便会扯断理智，情绪瞬间崩溃。 她先是考上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省广电局。但这份工作没有编制。为“求一个稳定”，她不能停止复习，只能在上班间隙抽空备考。后来，她顺利通过事业单位的面试。 刘娜同样是独生女，为离家人更近而回家。 2021年，她从上海的一本院校毕业，回县城体制内就业本不在计划之内。但大四那年，父亲病重，母亲盼着她回家稳定下来。 她只复习了两个月，这期间，仍持续投递简历，拿到了几个offer。未曾想一战告捷，她考上了滁州县城乡镇的公务员。 当时，上海某国有银行给出的年薪大概14万元。看着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她觉得工作一生恐怕也没法在当地买房；加上想照顾父亲，她回了家。 老家没有网红景点，没有高档商场，没有“快乐老家”迪士尼。但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年龄长了几岁，现在的她，正好也玩不动了。 她的乐趣成了逛小超市、步行街。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周末都空荡荡，只有到了节假日，才像是突然恢复了生命，注入一批年轻血液。休息日一过，整个县城又陷入枯竭。实在闷得不行，她就花一个多小时，打车去市里逛逛商场。 县城生活是相似的，叶欣和刘娜不同，她常觉苦闷。上岸后，她被分配到了异地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离家100多公里。那里的海拔比家乡更高，刚上班那会儿，她时常失眠。 睡不着的日子，她只能在屋子里干躺着。这里没有夜生活。到了晚上，她不敢独自出门，即使出门也没有去处。  《独自生活的人们》剧照 在当地，过了傍晚6时，学生们放学回家后，街上的店铺就拉下门闸。原本就不热闹的县城变得更加冷清，没几个行人，徒留几盏路灯闪着微光。 叶欣曾以为未来的日子会闪闪发光。现实是，身上原有的锋芒所剩无几，就快和那些路灯一样。 “老破旧”是她对这座县城的印象，“20年前啥样子，现在还是啥样子”。当地的发展给她感觉像是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更令她意外的是，这里没法叫外卖。饿了，只能去食堂，或到附近的饭馆解决。吃了一年多，她早已感到腻味。 同样乏味的，似乎还有那“能一眼望到头”的未来。 叶欣居住在单位提供的二人间。那是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小隔间，里头放了两张床，就成了宿舍。屋内没有洗漱晾衣的区域，厕所今年才安上了热水器。 狭小的空间没有隐私可言。有时想运动跳个操，舒展不开。甚至一打开宿舍门，就可以直接办公。周围的环境反复提醒她：“人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办公室了。” 在办公室的人生 许颖一天的时间，确实都耗在办公室里。我们的采访延后了一次又一次，理由都一致：工作没做完，得加班。 曾经，她对体制内的印象停留在“一张报一杯水”，舒适且稳定；“上岸”后才发现，工作并不轻松。 体制内的忙碌，视单位和岗位而定。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可能得用无限延长的加班来换取。表面看清闲的朝九晚五，背后也可能是零碎的事务、浓厚的形式主义之风，和无法拒绝的私活。毕竟没有人可以躺着赚钱。 “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基层的年轻公务员。”许颖有着避不开的加班和内卷。 五一返工的第一天，她加班到了晚上10时以后。实际上，她的下班时间几乎每天如此。堆积如山的文件，写不尽的材料，有时回过神，已是深夜十一二时。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本科毕业前，父亲意外离世，她收心回家，到重庆东南部县城做公务员。抱着学习心态，她满怀激情闯进办公室。然而，回看这6年时间，工作带给她的好处仅剩稳定。 原本开朗的她变得内敛沉默，和亲朋好友一起，却常无话可说。她的私人时间被榨干，熬夜成了习惯，即使有了休息时间，仍会熬到深夜。慢慢地，身心开始出现故障，“颈椎出了问题，精神状态也很差”。 许颖目前负责文字材料工作，“非常内耗，也不喜欢，想申请换岗位，但领导不同意”。对未来的期待随时间流逝，一点点被磨光，她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为这点工资这么辛苦，值得吗？” 但在另一边，同样是在体制内，加班并不是叶欣的工作常态。 叶欣一天的时间分为四个节点：8:30、12:00、14:00、17:30，分别对应上班、午休、结束午休、下班。到点了上班，到点了下班，几乎不拖沓。但这份工作也说不上轻松。 除了本职工作，像她这样入职不久的年轻人还要做更多。例如，不时参加的岗位培训，“在本省内的两三天，去外地的一周左右”。额外的工作琐碎而密集。  《公诉》剧照 她每年要交一篇课题和论文—还要查重，每月得交一次工作信息报告，写部门组织参与了什么活动，并放上内网，“被采纳了有60元钱”。 中央严历批评的形式主义，叶欣深有感触。“现在要无纸化办公，但是又要所有资料都留档。”她说，一些痕迹“不考虑真实性，有就行”。曾有一次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把十年前的资料全都补齐，甚至是十年前的会议记录”。 十年前，叶欣还在读初中。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开了什么会，她根本无法弄清楚。 让她疲惫的是，大量形式主义工作压在肩上，她不想干，但又无法逃脱。 近期频繁举办的活动最让她头疼。一个月有三四次演讲比赛，“上周刚举行完，这周又要”。如果不办演讲，就有植树、慰问这类活动顶上。这些活动通常由年轻员工参加。单位里三人轮流上，掉到个人头上的频率是“几乎每月都要参加”。 “单位希望年轻人是个六边形战士，又要干好业务，又要多才多艺。”年轻人没有拒绝的选项，“一般都是被迫参加”。摸爬滚打一年后，她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灵气荡然无存，“人都变丑了”。  《公诉》剧照 在鲜有人知的社交账号里，叶欣喜欢可爱的“黄油小熊”表情包，幻想告别地球，去银河系吃零食。而她用于工作的账号，名称取得板正严肃，只为在工作岗位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她假装大人的路径，可“当大人太难了”。 工作之不易，在刘娜初入体制时最能感悟。 那会儿，“（饭桌上）只要有干服务的差事，就是新来的那两三个人”。转桌、倒酒、倒水、接菜，“一条龙”，她调侃自己是“来乡下做服务员”。 曾有一次，市领导下乡考察调研，一伙人到农家乐就餐。五六桌领导，十来个“小年轻”被要求上场，“两个人负责上一桌，一个把菜从厨房端门口，一个端桌子上，提前洗水果、切盘，烫餐具，摆好公筷。”领导吃饭，他们上菜。待人吃过离开后，他们才有机会上桌吃饭。 这样的活是看得见的。遇上不自觉的领导，看不见的活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刘娜刚入职时，领导会要求她干私活，“给他写了一学期的党校研究生作业，他借调去市直期间，我还给他干他在市直单位的活儿”。 刚走出校园的她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不懂拒绝，也不敢拒绝。 赶不上的消费 无数次感到“欺生”的瞬间，刘娜都想一走了之。但家庭条件不允许她这么做。 刘娜出生于农民工家庭。她毕业回家半年后，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和她相依为命。55岁的母亲没有工作，还有五年才能领退休金，依靠她维持着家庭的基本运转。 今年，县城“文艺复兴”。漂一族回家过年，遇上了消费阔绰的“小镇贵妇”和“县城婆罗门”，享受着有钱有闲有品位的生活。 刘娜也看过类似的文章。她还在网上看到过当地的山姆代购，受众有着共同标签，“家庭条件好，全款车房，工资当零花钱”。 横亘于县城和城市的壁正逐渐被打破。过去驻扎城市的品牌开进县城，一些县城没有的东西，只要有能力，也能买到和城市一模一样的。两三百的榴莲不眨眼购入，几百的樱桃一箱一箱买，相比一线城市，这些县城年轻人有钱有闲还敢花。 殷实家庭是县城生活的秘籍。缺乏家庭支撑的刘娜，无力追赶消费潮流。  《欢乐颂3》剧照 这两年，母亲患病，得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看病，光路费就得七八百元。而到手的月薪不到5000元，加上年终奖，一年大约7万元，她不敢花。 工作三年来，她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提高。“靠工资生活，我还不如在上海理发店打工的堂哥。”消费谨慎，但她也没存下什么积蓄。 “县城除了房子便宜，其他什么都不便宜。”刘娜所在的县城，薪资水平比大城市差了一截，物价却和一些城市接轨。逛街看中的裙子，一条可以卖到两三百，春天的薄牛仔裤也能卖到200元。 更多开销无法避免。家里水电燃气费，冬天平均每月要交三四百元。和朋友聚餐，一顿火锅一次烧烤，或是一餐常见的中餐，两人下来多是150～200元。 她没有买房。和一线城市相比，刘娜家乡的房价低不少，“高层5000元/㎡，洋房6000元/㎡”。可当地普遍收入三四千，更低一些的，如超市员工只有两千多元。对不少人来说，在县城买房这件事已经有些困难。 这是刘娜所在的县城。若到许颖的家乡，会发现房价一点不便宜。 那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县城，可选择的职业不多。除了公务员、教师、医生，剩下的就是服务行业、销售之类。但这里，房价涨到了均价七八千一平的地步，一些好地段的二手房，也能开出每平方米1万的价格。 看着每月到手的六七千元，许颖只觉得无力。 “身份”匹配 考编不易，工作难，消费也不上不下。有人会说，结个婚吧。 婚恋，是女性回县城后难逃的话题。进入“体制内”的女性，生活趋于平静，婚恋更早早被摆在台面。 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的数量和质量稀缺有关。  《县委大院》剧照 刘娜被介绍过几个相亲对象，但都无果。难以抽身的婚恋压力，更让今年26周岁不到的刘娜陷入年龄焦虑。按照县城的虚岁说法，她已经27岁。和她一般年纪的同事，要么正恋爱，要么已经结婚，剩她孤零一人。 她渴望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可县城圈子窄，性格“被动”的她没有太多结识新人的机会，社交仅限于同事及初高中同学，新人都靠介绍。 在县域社会，许多人寻求“门当户对”，手握编制的男女，通常会走上同一张饭桌。 熟人给刘娜介绍的相亲对象，都是县城“工作稳定”的一员，不会脱离体制，也不会跳出县域。 通常情况下，县城体制内外很难结婚。“身份”不匹配的恋爱，轻易就会结束。 赵琳琳的一位女友人，曾和一个带有“教师编”的男性交往，感情不错。但到了谈婚论嫁时，俩人却突然分了手。赵琳琳询问原因，才知是女方在当地一家企业上班，没有编制，遭男方父母嫌弃没有正式工作。一段姻缘就此作罢。 身份要匹配是一方面，年龄同样重要。回到县城的女性会被贴上“价值标签”，随年龄增长而“贬值”。一旦迈入县城语境中的“大龄”门槛，“媒人”眼中的可匹配优质资源就少得可怜。 32岁的赵琳琳，正处于这样的大龄未婚境地。刚入职时，不断有新的资源涌到身边，而现在，“媒人说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单身男性对象很少了，没有合适的”。  《我选择了不结婚》剧照 对方是否有编制不是赵琳琳“成家”的必要条件，“有更好，没有的话也行”。她只希望双方差距不要太大，有相似的智识。 但她发现，这样的人同样稀缺。大学毕业后回流老家县城的男性并不多，更多人没有上过大学，早早在外务工。担心学历悬殊的两人会没有共同话题，她不愿将就。 刘娜还是希望找一个有编制的人，至少保证1+1不小于2。对象难找，她计划参加市里的遴选考试。“市里各个单位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为此，她还一边读了个研。 最近，她在复习法考，一方面为更好地上升，一方面，为了不让自己变成“废人”。 她常认为这份工作是“去能力化”的，换作是“高中生（来干）也可以”。 她曾削尖脑袋往这座围城里挤，再想出来，“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且“年纪越大越没有竞争力”，她担心出去了，不幸遇上企业裁员，怎么办？ 她只能安慰自己，人生苦短，知足常乐。一边，又忍不住问：“是不是更努力一点，在大城市也许能够改变命运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叶欣知道自己出不去。“躺”了一年后，她开始在社交平台记录在县城的生活。最近，她买来字帖和书，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未来变成一潭死水。 这个春天，她去了公园，还没进门，就看到了一片雪白的海棠花，开得满树满枝。她觉得，生命力在此刻具象化。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受访者皆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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