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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阿卡迪亚社区，71岁的希拉里昂·特里奥决定立遗嘱，这在当时并不常见。许多阿卡迪亚人在大规模被驱逐后失去了土地和房产，加之当时新斯科舍省的天主教徒直到18世纪80年代才被允许拥有土地，使得他们很难留下财产。 不同于多数人，特里奥在遗嘱中表达了“拒绝未经准备而死”的决心，他的遗嘱不仅明确要求偿还债务，还希望家族能够获得内心的平和。 达尔豪斯大学博士后科尔比·高黛特研究了包括特里奥在内，来自小型阿卡迪亚社区Clare的24份遗嘱，这些遗嘱揭示了当时家族如何在法律和宗教习俗中面对生死问题。 高黛特指出，这些遗嘱既是对占主导权威的英裔法律框架的顺应，也是天主教信仰的坚定表达。“他们用英美的法律格式撰写遗嘱，但特别强调这是一份天主教徒的遗嘱。”  高黛特本人是这些遗嘱中一些人的后代，他认为这些历史文件从侧面反映了阿卡迪亚人在社会边缘的抗争。 1755年，当英国总督劳伦斯在阿卡迪亚人拒绝效忠英王后下令驱逐他们，他们的家园被没收，土地被分配给来自新英格兰的定居者。阿卡迪亚人在被允许返回家乡后依然面临重重限制，如必须通过宣誓放弃核心天主教信仰才能任职官方职位。 这也导致监护这些遗嘱的法官多为讲英语的新教徒，成了阿卡迪亚人书写遗嘱的一大障碍，因为很多人并不熟悉英语。 一位名叫让-曼德·西戈涅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于1799年来到Clare，成为阿卡迪亚人和司法系统之间的重要桥梁，他亲自辅导社区成员起草遗嘱。 不妥协的天主教信仰告白这些遗嘱通常由社区的信仰领袖所写，特里奥就是教区的创始管理者之一。天主教在阿卡迪亚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他们的遗嘱充满了对教义的尊重和纪念，如反复邀请圣母玛利亚及诸圣者的祝福，这与当时主流的新教遗嘱简单引用上帝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有遗嘱甚至提到具体圣人，如阿盖尔居民保罗·苏雷特的遗嘱中特别祈求“圣母受难、圣使徒们，尤其是我的守护圣保罗及所有圣人”的保佑。 葛莱尔社区中的族群关系研究也揭露了阿卡迪亚人与黑人社区的联系。例如，有遗嘱显示，阿卡迪亚人阿马布尔·杜塞将一位名叫杰罗姆的黑人奴隶一并传给了妻子，展现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此外，另一遗嘱中一位黑人自由民曾担任证人，表明当地黑人和阿卡迪亚人存在相互交融的生活关系。 对大多伦多华人的影响虽然这段历史是一段特定族群的故事，但对本地华人社区也有启示意义。遗嘱作为法律文书的历史演变，让我们更理解如何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家庭权益的重要性。尤其对于移民华人，面对语言和文化障碍，如何借助适当的法律咨询确保资产和家产的合理传承，是生活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此外，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和家庭事务中的深刻影响，也提醒华人社区尊重多元文化背景，理解和包容不同的传统习俗。面对新环境的挑战，维护族群文化认同和社会地位同样需要智慧和坚持。 在房产、遗产规划、子女教育等方面，重视法律知识和文化传承，将有助于提升华人在大多伦多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 信息来源：CBC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