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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的Angela Zhu在怀孕初期就意识到给孩子找托儿所会非常困难，于是她和丈夫加入了多达40个幼儿托管的候补名单，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托位。 然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只能收到一处托儿所的录取通知，而且距离家较远，需要每天多花30分钟通勤，且开课时间还比她复工时晚了近一个月。 尽管如此，Angela依旧觉得幸运，因为这家托儿所的收费是加拿大10元日托（$10/day）计划的一部分，显著降低了家庭负担。直至今年，他们才终于在住家附近找到了一个托儿所名额。 目前，虽然加拿大约一半省份已实现平均托育费用约10元一天，安省的收费上限仍为22元，虽比计划推行前某些托位70元以上的高额费用大幅降低，但远未达到其他省份的理想水平。 这一现状引发了家长和幼托倡导者的呼声，他们认为安省当前应将重点放在托位供应扩张上，而非单纯追求进一步降低日托费用。 2019年疫情后对托儿服务需求的激增，加上政策实施带来的费用降低，导致候补名单人数爆炸式增长，部分城市已成为幼托难题的重灾区。 根据安省与联邦政府的协议，2026年安省应新增86,000个负担得起的托育名额，但实际只实现了接近60,000个。安省财政责任官员预测，因需求暴增，实际所需托位可能高达220,000个。 多伦多一所名为Blossoming Minds的幼托中心的等待名单已超过700人，远超疫情前的300至400人。该中心负责人Maggie Moser表示，由于托班每年只能轮换50至60名儿童，大部分候补家庭长期无法入托。 教育部长Paul Calandra的发言人Emma Testani表示，安省正致力于扩大托儿服务的可及性，与地方服务经理及经营者合作增设托位，并与联邦政府协调，保证项目的持续性。 安省其他地区如滑铁卢地区的托儿待位人数自2021年以来激增了200%，达到约15,000人。雷湾（Thunder Bay）婴儿托管等待名单翻倍，达到1,235人，其中三分之一急需托位。 渥太华自2019年以来向托儿服务的需求增加了300%，目前中央候补名单上约有8,500名儿童。该市估计要新增约7,400个托位才能满足充分需求，省政府在2023年至今年间提供了约2,900个托位。 渥太华儿童服务主管Jason Sabourin表示，市政府正依循数据及公平包容原则分配托位，并积极向省府争取更多十元日托项目的资金支持。 一位名叫Hana Park的联邦公务员妈妈表示，她因渥太华市内实在找不到合适且纳入该项目的托儿空间，最后被迫带着年幼的儿子移居魁北克加蒂诺，以便平衡工作和育儿。 她回忆说，自己曾对该项目充满期待，觉得托育费用的可承受性是生孩子的重要考虑因素，但实际经历如找工作般艰难，使她感到身心俱疲，最终不得不跨省搬家才能“继续工作并养育孩子”。 对大多伦多华人的影响对于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华人家庭来说，安省的托儿服务瓶颈意味着寻找经济实惠、高质量日托的压力持续增大。许多华人家庭因候补名单冗长，不得不选择远离居住社区的托儿所，增加了每日通勤时间和成本，对工作时间安排和家庭生活平衡造成困扰。 在子女教育方面，托育设施匮乏可能导致入学前教育体验不足，影响孩子的早期发展。同时，托位紧张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能影响双职工华人家庭的就业稳定性，甚至迫使部分家庭调整职业规划或考虑异地搬迁。 此外，较高的日托费用也影响华人家庭的消费预算分配，尤其是在房贷、生活开销高涨的今天，托育支出成为沉重负担。面对政策尚未完全落实的现实，华人社区需要密切关注政府的托儿项目进展，积极参与社区资源整合和政策倡议，争取更公平和实用的托儿服务支持。 信息来源：CP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