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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12日上午，巴格达。萨达姆一身戎装出来见客，腰上还别着一把手枪。坐在他对面的，是中国外长钱其琛。整个海湾危机期间，他是唯一走进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 他是来劝萨达姆撤军的。伊拉克吞下科威特已经三个多月，海湾那边几十万大军越聚越多，仗随时可能打起来。 可萨达姆一开口，搬出的却是中国自己的事。据钱其琛《外交十记》记载，他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钱其琛当场就顶了回去。 一架中国专机，飞进空荡荡的巴格达 事情要从那年8月2日说起。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三个师越过边境，一天之内拿下科威特首都，随后占领全境。萨达姆宣布，科威特从此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他敢这么干，背后有一笔烂账。 两伊战争打了八年，伊拉克从战前手握外汇储备，变成欠下一屁股债。萨达姆要科威特免债、要油价上涨，科威特不答应，两边在油田和石油产量上越吵越凶。 入侵前一个多星期，美国驻伊大使格拉斯皮见他时说，美国从友好而非对抗的角度看待伊科分歧。萨达姆由此认定美国不会动手，这是他自己的误判。一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被抹掉，安理会连续出手。 中国对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8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就召见伊、科两国使节，要伊拉克尽快撤军。到了10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去一趟。 中央决定让钱其琛以特使身份，走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四国。方针定得很清楚：不带解决方案，不当调解人，广泛听各方意见，劝伊拉克撤军。说白了，中国这趟去，没打算替谁讨价还价。
安理会的决议摆在那儿，中国要做的，是把后果当面讲给萨达姆听。11月6日到开罗，第一场会谈就是跟美国国务卿贝克。 贝克要中国别阻挠对伊动武。钱其琛告诉他，中国没有方案，也没被授权调解，但会坦率告诉伊拉克人：要么无条件撤军，要么遭受严重灾难。 接下来几天听到的，一次比一次让人心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入侵前几天萨达姆还当面向他保证不动武，几天后就翻脸，穆巴拉克判断萨达姆严重低估了美国动武的决心。
在沙特山城塔伊夫，流亡的科威特埃米尔告诉钱其琛，自己的侄子、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在入侵中遇害。到了安曼，侯赛因国王的话最直接：萨达姆态度非常强硬，几乎没有主动撤军的可能。他本人几次想打电话给萨达姆，对方连电话都不接。 连阿拉伯兄弟国家的国王都找不到人，一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外长，能让他听进去吗？11月11日中午，专机落在巴格达。这座机场导航、通信设备都是一流的，可因为制裁，停机坪上看不到一架飞机。 钱其琛半年前来过，那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座首都的机场空成这样，制裁已经卡住了这个国家的脖子，而拍板的那个人还不打算松手。
萨达姆把香港搬上了桌 当天下午，钱其琛先见了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这是个西方记者眼里很难对付的人。钱其琛话说得很重：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不可接受，伊拉克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阿齐兹一条条摆理由，说科威特伙同阿联酋超产石油，让伊拉克损失了140亿美元，又在鲁迈拉油田偷采了价值24亿美元的石油，还说伊拉克是替阿拉伯民族跟伊朗打了八九年仗。这些账算得再细，也改变不了一件事：拿坦克去讨债，讨来的就是一个国家。 第二天去见萨达姆，路上先兜了一大圈。 车队在巴格达城里转来转去，停在一栋大楼前，又换车换司机，最后到了一处像军事驻地的地方。上午11时，会谈开始。钱其琛递上杨尚昆主席的信，把中国的立场和盘托出。萨达姆一身戎装，腰上别着枪，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中间休息片刻，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
据钱其琛《外交十记》，萨达姆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还说，伊拉克历届领导人从没以法律形式承认过伊科边界，中东问题的根子在巴勒斯坦，要反对双重标准。 这句话的用意很露骨。他想把自己吞并科威特，跟中国收回香港摆成同一件事。中国要是点了头，伊拉克的侵略就能披上一层“收复失地”的外衣。中国要是不点头，他就可以说你们搞双重标准。 这套说法专门冲着中国人最在意的主权问题来，想借中国的名义给侵略洗白。钱其琛没有绕弯子，当场驳回。 他讲的是一条完整的道理。第一层，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领土，被英国霸占了一百多年。第二层，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坐下来跟英国和平谈判解决的，一枪没放。
第三层，伊拉克和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也都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两国是彼此承认的主权国家，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用白话讲，香港是被人抢走的自家东西，中国宁可花时间一轮轮谈，也要按规矩拿回来。科威特是隔壁一户有门牌、互相串过门的邻居，伊拉克半夜翻墙进去，把人家户口本改成自己的。 前一件讲的是法理，后一件靠的是坦克。萨达姆把两件事硬凑在一起，只能是诡辩。 中方在这里没有留任何模糊空间。对中国而言，谁想拿香港给侵略背书，得到的只能是当面的拒绝。
“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钱其琛讲完，萨达姆没有接香港的话茬，把话题一转，问出了他真正关心的：“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其琛的回答只有一句：“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他还表示，中国不准备充当调解人，伊拉克应该自己拿出解决办法。 这句话，是一个旁观者能给出的最清醒的提醒。几十万人、成堆的装备运到沙漠里，每天都在烧钱，谁会让它们原路开回去？ 萨达姆问这个问题，说明他心里还存着侥幸，赌对方只是吓唬人。两个小时下来，萨达姆在撤军上一个字都没松口。钱其琛起身握手告别。 随行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走出总统府时，心里已经明白，战争躲不过去了。代表团成员后来的感慨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手摸到萨达姆的脉搏，而萨达姆的确病得不轻。”
这一趟，钱其琛走了2万公里，谈了15场，总计30多个小时，从开罗一路谈到巴格达。该说的话，一句没少说，从盟友到对手，每一方都听到了中国的立场。 路给萨达姆指明了，选择权在他自己手里。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把1991年1月15日定为撤军最后期限，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弃权的那一票是中国。中国反对侵略，也不愿给战争开绿灯，这一票把两层意思都放了进去。 期限一过，萨达姆还是没动。1月17日凌晨2时，“沙漠风暴”开始，2月24日发起地面进攻，2月28日停火，前后42天。
这场仗的代价，是两个量级的数字摆在一起。联军伤亡按不同来源约为250至292人。伊军的损失只能估算，从3.5万人到10万人，另有8.6万人被俘。 一边是几百，一边是几万到十万，差距以百倍计。钱其琛那句“不会不战而退”，最后变成了伊拉克士兵在沙漠里付出的血。 战争打起来，原因很简单：安理会的决议摆了几个月，萨达姆一条也不执行。各方劝说和压力之下，萨达姆仍未执行安理会撤军要求。拒绝撤军的是他，把国家推上战场的也是他。 再回头看钱其琛《外交十记》所记萨达姆的“香港类比”。香港那边，1982年到1984年，中英两国坐在谈判桌前，谈了22轮。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字，没有一个士兵越过边界，没有一座城市挨炸。巴格达这边，萨达姆把手枪放在桌旁，听完了中国外长的劝告，最后把几十万伊拉克军人送进了火网。 中国用谈判收回自己的土地，萨达姆用刀枪吞下别人的国家，这两件事从来凑不到一处。那天钱其琛当场顶回去的，正是这句话。 |
